抑郁症诊治：从生物标志物到诊断指标、治疗靶点「专家观点 」
来源： 时间 : 2019-12-13
长期以来，临床上针对精神（心理）障碍的诊断主要依据症状学表现，难以系统性应用物理诊断（症状＋体征），实验室、影像学和病理学检查等综合方案，缺乏“金标准”，因而准确性不足。
尽管近年脑影像学领域进展迅速，已然成规模地投入到临床应用，但仍无法精确定性、定位病患大脑的问题所在。诊断方式的“经验性”，导致了精神（心理）障碍的药物治疗也偏向“对症”而非“对因”，有时还需采用“试错法”与“排除法”进行诊断性治疗。
究其原因，是由于大多数精神（心理）障碍病因未明，药物的药理作用过于依赖于症状相关的经典物质（神经递质等）改变，思路较为单一，忽略了机体作为有机整体的多维改变。
医学是一门实践经验与客观事实并重的科学，如果把一种（一类）疾病的诊断过程比作“福尔摩斯探案”，力求在蛛丝马迹中发现破绽；那么相应的治疗则类似“秉公执法”，需要依照规章制度量刑宣判、惩戒纠治。然而在精神医学实际工作中，改善症状、减少病痛，并不代表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甚至于连疾病的病因也难以道明。由此，精神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正逐渐从抽象的精神病学调整为精神病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以期******限度地探明精神（心理）症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抑郁症是一类重要的精神心理疾病，因其高患病率、高致残性和高复发率等特征成为困扰全球的严重健康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前三位的疾病负担。令人担忧的是，现有的抗抑郁药对高达三分之一的患者疗效不佳，说明看似清楚明白的发病机制（单胺神经递质紊乱）并不能以一概全地解释抑郁症的发生与发展。因此，关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研究是本领域热门话题。但是，基于新机制、新假说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发展迅速（尤其是炎症细胞因子学说），但在转化为实用可行的诊断指标和治疗靶点方面，却举步维艰。
海军军医大学蒋春雷教授课题组长期从事应激、抑郁症和心身疾病研究，曾在相关领域取得多项进展。日前，苏文君博士等发表于神经免疫学国际权威期刊Brain,Behavior, and Immunity的“Blocking the trigger: An integrative view on the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of depression”一文，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抑郁症炎症机制研究中的整合观，试图解释抑郁症等精神（心理）障碍研究从生物标志物中筛选诊断指标、探索治疗靶点中的一些困惑。
在机制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A因子有变化、B因子有变化、C因子也有变化，于是会不可避免地疑问：究竟哪个因子的变化是主要的？它们又有什么联系（上下游或平行关系）？该文指出，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为这类情况提供了答案，“纲举目张”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复杂的网络关系。正如文中配图（图1）所示，网上不同节点（纲）的牵拉，将会对周边区域（目）乃至整张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而言，病因与诱因可能是单一的，但进展过程不会“独立自主”，而是多系统参与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对于抑郁症等慢性疾病，该文作者认为，炎症或许不是最根本、最显著的客观指标，但其作为疾病共同土壤的地位毋庸置疑。从进化的角度而言，炎症反应是一种机体自我保护机制，但往往过犹不及，引发负面损害。具体到参与炎症反应的细胞因子，不论是经典的TNFα、IL-1β，还是后起之秀HMGB1、MRP8/14等，都在被“炎症”的大网包罗其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牵一发而动全身”。换言之，整体的机制研究以及微观的分子检测，都需要保持良好的整合观，摒弃孤立靶标决定论。
随后，该文作者还述及，在机制研究生物标志物向疾病诊断检测指标的过渡中，需要注重特异性与敏感性并重。尤其对于抑郁症等精神（心理）障碍，除症状诊断指标外，客观指标的选择需要考虑在不同模型、不同患者均有变化，并且变化程度比较一致的生物标志物。进一步，在机制研究关键分子向疾病治疗可靠靶标的转化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国情、民情，在研发费用高昂的靶向药物的同时，推广经济实惠、疗效适当的“老药”作为辅助用药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通讯作者：蒋春雷教授，男，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海军军医大学心理系应激医学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应激诱发疾病的神经免疫炎症机制研究。近年来，蒋春雷教授带领课题组在抑郁症发病的炎症机制方面获得系列研究成果，发现多种抑郁模型中外周血和脑内的炎性因子在抑郁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在国际上首次报道NLRP3炎性小体在抑郁样行为中的分子机制（CNSNeurosci Ther, 2014），提出抑郁症炎症网络机制、应激致病共性机制等假说，编著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应激医学的《应激医学》（2015年第二版《应激与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