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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进一步增长的关税会给贸易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即使中美之间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贸易战也使双边关税达到非常之高（图2）。目前，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仍为19.3％，是2017年平均税率的七倍多。

图2：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只取消了数十年以来的高额关税的一小部分

美国对中国采取严格的限制行动之后，中美贸易战迅速扩大。作为反倾销措施，2018年1月美国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30％的关税。紧随其后的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铁和铝的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全球关税（依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此后，美国贸易代表开始根据更广泛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使用《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广泛的关税。2018年夏季，美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机械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清单1和2），2018年10月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工业产品征收10％的关税（清单3）。2019年5月，这些商品的关税被提高至25％。2019年9月对另外价值1100亿美元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清单4A）。与一系列提高关税的措施相比，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仅将价值1100亿美元部分商品关税减半至7.5％。

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每一轮提高都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图3）。从2019年开始，按年计算，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量一直在平稳收缩。数据显示，仅关税威胁就可能对美国出口造成损害。除了针对清单4A上价值1100亿美元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外，美国政府还威胁要在2019年9月对其余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清单4B）征收15％的关税。由此导致美国对这些商品的进口量急剧下降，这一趋势直到2019年12月才得以缓解，当时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止了这一威胁。

图3：每一轮关税都将受影响的进口商品推向了急剧收缩的趋势

即使平均关税如此之高，但仍存在一些暂缓的威胁，美国政府可以恢复关税。除了对清单4B中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外，特朗普总统此前还曾威胁将清单3中商品（价值2500亿美元的工业产品）的关税从25％上调至30％，并将清单4A中商品（价值1100亿美元的消费品）的关税上调至20％。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避免了关税对中国的威胁，因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仍然有效，并且冠状病毒危机“摧毁”了经济。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对所有钢铁和铝制品（如钉子和汽车保险杠）征收25%的新关税，但只有价值7,500万美元的进口商品受到影响。加拿大就没有如此幸运，美国刚刚宣布对价值45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未锻造铝征收新关税，占2019年从加拿大总进口量的1.5%。

尽管今年关税方面相对平静，但中美政治关系却急剧恶化，几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升级。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之后，美国撤销了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并制裁了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内的官员。而中国也对美国联邦参议员采取了制裁措施，以进行回应。此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中国社交媒体公司施加限制措施，并威胁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要求其必须遵守美国会计要求，否则将会被迫退市，由此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特朗普还试图声称中国是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罪魁祸首，这使政治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

经济数据也可能助长美国贸易鹰派。在冠状病毒危机期间，中国购买美国商品雄心勃勃的目标与进展相去甚远（图4）。按12个月总和计算，对中国相对有弹性的农产品出口量仍需翻倍才能达到2020年的目标，而其他类别农产品出口量则进一步落后。制造业商品出口量则必须增长两倍，才能达到2020年的目标，即使5月石油出口激增，能源需求也将增长近六倍才能实现目标。

图4：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购买量需要激增多倍才能达到目标

但是，特朗普总统坚持认为，该交易协议“完好无损”，以回应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声称该协议已“结束”的言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的愿望可能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从政治上讲，他可能希望保留这笔交易作为贸易战中的关键“胜利”。从经济上讲，中国提早复苏使其成为美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图5）。自1月以来，美国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已急剧下降，但到2020年6月，中国对美采购额同比增加了16亿美元，由此导致其在美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2月份的5.4％翻了一倍，5月份达到创纪录的11.1％，6月份虽有下跌，但仍然达到9.1％（图6）。

图5：中国已成为美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但进口也有所增加

图6：中国在美国出口中所占份额接近历史新高，但进口份额高于2018年

一些风险仍然存在，因为美国总统常在竞选中把自己描绘成对中国的鹰派人物。民意调查显示，自2018年前后以来，两党的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图7）。

图7：两党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共识日益增强

因此，特朗普可能会开始关注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目标缺口——与进口数据相比，这一缺口更加突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每年增加95亿美元，这使中国在美国总进口额中所占份额恢复到贸易战前的水平（图6）。然而，尽管自2019年底以来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扩大了25亿美元可能会引发美国政府的威胁，但特朗普仍不太可能放弃他吹捧的一项关键成就。考虑到新关税所带来的经济成本，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低。通过使用全球经济模型，我们可以估算征收所有先前受到威胁的关税对 GDP增长的成本——这将使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27.6％。一个关键变量是金融市场的反应，它通过财富效应打击消费。一个温和的反应——比纳瓦罗7月份关于贸易协议的言论导致期货市场持续下跌1.5%还要糟糕一点——将造成2021年GDP仅增长0.2个百分点的打击。然而，在股市回落到3月低点的下行情景中，对2021年GDP增长的打击可能高达1.2个百分点——超过美联储2020年增长刺激计划的一半。由于美联储不太可能允许金融政策大幅收紧，进一步的流动性可能会减轻这一影响。

因此，尽管与新冠病毒大流行在不同假设下可能出现的波动相比，新关税直接对GDP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图8），但新关税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将推迟一年时间。企业很可能会强烈反对新关税政策，仅是市场反应就足以让一个密切关注股市指数的总统望而却步。

图8：新关税将会阻碍经济活动的复苏

尽管在大选前征收新关税的风险很低，但无论谁在11月当选总统，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深度冻结的可能性仍在增加。特朗普的胜利很可能意味着进一步的贸易对抗。然而，与民主党相比，拜登在贸易方面的政策思想并不那么自由。拜登雄心勃勃的支出计划将以政府采购优先美国企业为基础，他的目标是在未来的贸易中推动对劳工和产品标准的更强保护，并收紧国内政策和重新建立关键的供应链。拜登甚至将中国描述为“贸易滥用者”。

与特朗普相反，拜登强调，美国的“最亲密盟友”应该成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采取更加多边和共识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然而，即使拜登担任总统不会带来进一步的关税升级，要取消当前的关税也可能需要漫长的谈判。这与我们先前的研究一致，即关税往往是“黏性”的（图9）。因此，明年无论谁入主白宫，都不太可能迅速与中国恢复到先前的贸易关系。

图9：从历史上看，关税已持续多年——特别是当增长疲软时

（翻译:刘星艳。内容以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英文原报告为准。如需英文原报告请给我们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