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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WTO合规报告解读
来源:     时间 : 2020-03-09
2020年3月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向国会提交中国WTO合规2019年的报告。这是USTR依据《美中关系法2000》第421节向国会提交的第18份关于中国WTO合规的报告。USTR领导的贸易政策员工委员会中国分委员会起草和编制这份报告,委员会的成员除了USTR的专家外,还包括来自商务部、国务院、农业部、财政部,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家。

2019年报告核心结论与2018年相同,即中国遵守WTO规则的记录很差。报告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WTO成员的身份伴随着一种期待,即加入成员不仅要严格遵守WTO规则,还要支持和追求开放和市场导向的政策;二是中国未能符合这种期待;三是近年来,中国进一步偏离了开放和市场导向的政策,而是更加全面的在经济和贸易领域采取政府主导的和重商主义的方法;四是中国的扭曲市场的政策和做法,让中国从WTO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WTO成员的利益。

在论述对WTO成员身份的期待时,报告提到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宣言》的前言部分,特别是各经济体将在“开放和市场导向政策”的基础上参与国际贸易体系。这一用语表明任何WTO 成员都不应该拒绝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转而采取政府主导的贸易体制。报告还提到中国入世议定书中为中国设置一些特定的承诺和义务就是因为中国需要改变其针对经济和贸易的方法;中国在议定书中也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正在发展,中国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他成员也注意到中国正在向全面的市场经济转型,并且中国经济的独特特征可能会产生扭曲贸易的补贴等。

在论述中国未能遵守WTO规则方面,报告重点提及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针对中国提起的近20多起诉讼,包括汽车产业的本地含量要求、集成电路的歧视性税收、制造业领域的禁止性补贴、针对版权的知识产权执法不充分、严重限制外国的金融信息服务、原材料出口限制、拒绝外国电子支付服务的市场准入、滥用贸易救济、对关键农产品的超额国内支持、以不透明和保护主义的方式管理农产品关税配额,以及关于技术许可的歧视性法规等。报告还重点批评了贸易救济措施被用于反制目的滥用,和中国履行透明度义务不足,比如中国入世15年后才向WT0通报了地方补贴。

在论述中国未能向市场经济转型方面,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和党仍然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实现产业政策目标。中国近年的经济改革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完善党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并强化国有部门。除了管理经济外,党和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增加对企业经营和投资的影响。比如,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是由党的组织部门认命和控制的;公司内部的党委可以影响公司治理和商业决策,特别是一些国企和私企通过修改章程以保证党参与董事会,企业作出重大决策前需经党委研究等;中国还通过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来监视、评估企业的行为;中国政府还控制和影响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比如土地、工资、能源、融资等;中国的法律体系也被党和政府用来实现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目标;中国对信息的控制也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导致外国公司无法在中国市场有效的经营和竞争;中国制订的经济规划和产业政策与西方的不同,不仅有约束力,而且有巨额的融资支持。通过评价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程度来评估中国的WTO合规性是2018年WTO合规报告的首创,

中国的政策和做法与中国的巨大经济体量和在全球贸易中的巨大份额相结合,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挑战和问题。比如,中国政府为了中国公司的商业利益而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通过各种方式强制技术转让;要求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损害外国企业的利益;战略性地制定独特的国家标准,以促进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推动他们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竞争法律执法来实现产业政策目标;以网络安全为由歧视外国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并在国内经济中实现国产替代;通过调节增值税出口退税来降低国内生产投入的价格,以增加国内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使用社会信用体系来确保所有企业按中国的产业政策目标进行经营等。

报告还从贸易权、进口监管、出口监管、影响贸易的国内政策、投资、农业、知识产权、服务、法律框架等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关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个部分属于年度例行碎碎念的内容,更新了一些中国2019年的进展和变化,今年的报告还特别加入了中美双方在第一阶段协议中就美方的这些关注中国已经作出的承诺。

报告还特别回顾了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为了解决中国的贸易扭曲已经作出的各种努力,包括中美经贸联委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特朗普政府启动的全面经济对话等。虽然这些对话获得了中国广泛的关于改变政策和做法的承诺,但是中国未能遵守这些承诺。美国也试图通过WTO这样的多边渠道来解决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关切,但是期望仅通过WTO来迫使或说服中国对其贸易体内作出根本性的改变是不现实的。为此,美国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并根据调查结论对中国歧视性的技术转让法律法规提起了WTO争端解决,对中国约3700亿美元产品加征加税,并修改了投资安全审查的法案(FIRRMA),以限制中国政府主导的对美国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并最终与中国达成了涵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汇率、扩大贸易和争端解决内容的第一阶段的协议。

总而言之,报告认为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与基于市场原则的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not compatible),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重大和广泛的调整(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adjustment)。为了实现这一调整并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将诉诸(1)国内贸易救济(应该不限于传统的两反一保);(2)双边谈判;(3)WTO诉讼;(4)与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进行战略合作。特别是由于第一阶段协议未能涵盖所有美国的关注,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包括在第一阶段协定中没有解决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服务市场准入问题,以及过剩产能、补贴、国有企业、网络安全、数据本地化和跨境数据传输、药品和医疗器械、竞争执法、监管透明度和标准等领域的关键问题。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中国是否符合WTO规则和履行WTO承诺的报告,而是中国是否满足了美国的关注和期待的报告。过综合分析特朗普政府近三年来在中国经贸关系和多边领域的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美国解决这些关注和期待的两条逐渐清晰的路径:

一是通过单边打压和双边谈判的方式解决美国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期待。特别是在通过加征关税方式迫使中国与其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之后,美国可能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未来的WTO改革改什么怎么改,可能都要看中美第二阶段谈判的进展和结果。只有中美在双边谈好了,并将双边成果多边化,WTO改革才有继续推进的可能。

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舆论抹黑,并与其志同道合的盟友共同制订新规则的方式,将一些原来国际法中的一些抽象的概念或原则具化为有约束力的规则,并将这些规则从盟友的诸边层面推进到多边层面。最典型的做法就是美国反复散布中国是非市场经国家,中国不遵守WTO规则,中国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不相容的舆论,并与欧盟和日本多次联合发布声明以期推动制订市场经济标准以及相关的补贴和国有企业的规则等。毫无疑问,美国正在制造国际经贸领域的新的国际法。